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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菲特:别管什么税改了 医改才是大问题  

2017-05-09 08:58:2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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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在6号召开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,巴菲特说道:“税收体系不会导致我们的全球业务受损。”

在这次有“资本家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”之称的大会上,巴菲特含蓄地对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提出了指责,他们一直都在游说特朗普政府和华盛顿的国会议员们调低公司税。

巴菲特说道,事实上,一个比公司税险恶得多的“妖怪”正在逼近美国企业,那就是医疗保健费用。有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一直都在集中致力于寻求少缴税,但他们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这种费用上去,那样做才是明智的做法,这是因为医疗保健费用正在不断膨胀并“吞噬”这些公司的利润。

在此之前,推进企业税改革已经成为了企业高层心目中的“北极星”,许多公司的CEO都把希望寄托到了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的政策计划上,他试图通过调低企业税税率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。

但正如巴菲特所指出的那样,这些CEO们正在错过一个更大的问题,而这个问题才应该成为他们的“圣杯”。维持美国医疗保健体系——医院、医疗保健组织、医生出诊、处方药、医疗设备、保险公司、医疗保险计划(Medicare)和医疗补助计划(Medicaid)等——的费用在美国GDP总额中所占比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,而这种费用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美国企业承担的,并且企业承担的比例还在上升。

这种费用指的并非医疗保险的费用;在整体费用中,医疗保险费用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。

巴菲特的想法似乎是,今天的企业税税率只是一个会让企业分心的因素而已,却并非企业实现增长的真正阻碍。

如果你回顾1960年前后,那时候企业纳税额在GDP总额中所占比例为4%左右。”巴菲特说道。“而时至今日,其在GDP总额中所占比例则约为2%。”

他说道,与此形成对比的是,在企业税在GDP总额中所占比例下降的同时,医疗成本所占比例则已大幅上升。在大约50年以前,“医疗保健费用在GDP总额中所占比例为5%,而现在则已达到了17%左右”,他说道。

巴菲特的这番言论是最能令人信服的观点之一,提醒人们该把注意力重新放在医疗保健体系的基础成本上——这个问题的范畴远远超出了有关“平价医疗法案”(Affordable Care Act)的争论,也远远不只是如果这项法案被废除和取代以后,那么医疗保健体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
根据巴菲特的说法,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已经有所下降,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企业所支付的医疗保健费用——这其实形同税收,只不过名目不同罢了——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企业。

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,巴菲特实际上可以说是举行了一次“研讨会”,讨论了与医疗保健有关的经济学问题;如果各个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和国会议员能够听得进去的话,那么巴菲特的这些言论将是可以帮到他们的。他旗帜鲜明地指出,企业界很可能不该继续重点关注公司税的问题,而是应该尝试“掰弯”医疗保健费用的成本曲线。

“当美国企业谈及竞争力(由于公司税率较高而)受到扼制或类似的问题时,它们所讨论的是一种在GDP总额中所占比例已经有所下降的因素。”巴菲特说道。“而在很大程度上需由企业承担的医疗费用则已膨胀起来。”

他说的没错:在1960年,美国企业纳税额在GDP总额中所占比例为4%左右,而这很可能随后用于衡量企业负担的最好方式。随后,这个比例稳步下降,在1983年见底,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几十年时间里则小幅上升,到今天升到了1.9%。

与此同时,医疗保健费用在GDP总额中所占比例则已大幅上升,这是跟其他工业化国家中的趋势相背离的。时至今日,医疗保健费用在美国GDP总额中所占比例已经达到了17.1%,相比之下1995年为13.1%。

在德国,这个比例目前仅为11.3%,相比之下1995年时为9.4%;日本现为10.2%,高于当时的6.6%;英国现为9.1%,1995年时为6.7%;中国更是仅从3.5%上升到了5.5%。

这就使得美国企业面临着一种重大的劣势,而这个问题远比税收差异严重得多。据凯撒家庭基金会(Kaiser Family Foundation)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,对于一个四口之家的家庭,美国企业平均需要为其花费12,591美元的医疗保健费用,与2005年相比上升了54%。

“医疗费用对美国的经济竞争力来说形同‘绦虫’。”巴菲特说道。

巴菲特认为,膨胀的医疗保健体系是美国的世界竞争力所面临的真正障碍,而且也是“让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不一致的最大单个变量”。

这并不是说企业税改革就不会对美国公司起到帮助作用了,只是与修复医疗保健体系相比而言就显得作用很小了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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